自从人类开始挑战大自然的时候就有了数据，工业化的浪潮使得摩尔定律产生两个后果，互联网的兴起和产业的数字化，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数据的增加，使数据的量、运行速度、类型发生质变，人类从此进入大数据时代。然而，作为知识神话的大数据，并非信息化时代才出现，古代就有了大数据，但古代并不是大数据时代，因为，不仅古代的数据量无法和今天相比，更主要的是古代还没有形成大数据意识。上起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亡(1644年)的《二十四史》计3229卷，约4000多万字，它就是大数据，除正史之外，历史上各种书籍、记载和传说，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更是大数据。公元前300-公元48年，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了50万卷的图书，几乎涵盖了当时我们学习的各个领域。玄奘(602年-664年)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与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在今天看来，这些知识构成完全可以被称为大数据。大数据分为广义大数据和狭义大数据，广义大数据是指大量的信息集群，狭义的大数据是指智能化技术生成的大量非典型的数据形态。

一、大数据时代实践主体的自主建构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大数据是人的生产物，并已全面介入人类的实践之中。然而我们绝不能把大数据仅仅理解为人与世界的一种中介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是“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①的体系，因此，人本身也成为大数据，即诞生了“大数据人”，但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的过程。

(一)主体自主地构成自己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到黑格尔“自己构成自己”②，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它表达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简言之，没有“自己构成自己”，人类不可能“认识自己”。尽管黑格尔天才地发现人类独特的自我建构形态，并把理论思维提升到一个从未有的高度，但他的构成模式是“从单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性”③，属于“概念到概念”的纯概念和纯思维活动，即创造了最富有独见也最失去现实性的“思辨哲学”。列宁指出：“‘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认识的、不断认识的、从不知到知的运动的道路(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并且“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④。列宁给予了“自己构成自己”的唯物主义道路，并把自我构成自己的概念运动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特别是引申的路径是从不知到知，从人的第一级本质到第二级本质的不断构成过程。然而，在传统时空里，人类对自我的构成更多停留在被动、不自觉和缺乏现实感的“概念的狡计”之中。大数据的移动互联使得即时性和功能性强大的个人终端在与外部世界的数据交换与虚拟实践中，对自我的行为与思维进行更自主和更可实现的反思与重排。同时，大数据概念的形成与演进既是智能化技术的“自然生活”，又是人类的理论思维的“引申”。它是人类用概念(大数据)把握世界的对象性思维，也是对概念(大数据)的思维，即是人类掌握辩证思维后的高级思维形式。通过对大数据概念的反思与建构，人类进一步揭示出自身更丰富的主体性，是用新的“人的尺度”把握新的“物的尺度”和“对象的尺度”，进入了具有更高独立性、自主性和现实性的自己构成自己的“概念的艺术”⑤系统之中。

(二)主体表现为所有个体性的整体性

传统的主体的整体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体服从整体的整体性，即卢卡奇的总体绝对优先，“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总体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⑥;另一种是整体服从个体的整体性，即黑格尔的“生命本质上就是其一切部分的完全流动的互相渗透，即对整体漠然无关的那些部分的互相渗透”，各部分“在自己的内部不止息地使自己分解，而只创造整体”⑦;前者表现为整体主义，后者表现为个体主义。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社会是用利己主义(个体性)排斥利他主义(整体性)，例如剥削;或用利他主义叛离利己主义，比如劳动异化。反之“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⑧。换言之，共产主义既不用个体性排斥整体性，也不用整体性压制个体性，是所有个体性充分释放的整体性。大数据时代的主体性具有共产主义整体性的意蕴，即充分包容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的个性发挥，并紧密联结在一起，表现出与传统不同的新的整体性和个体性。由于每一个个体处于各种不同的数据群中，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个体既是数据的终端，也是数据的起点和数据链条的联结点，个体间从传统的弱联结走向强联结，而个体性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的数据交换能力;同时整体不再是个体的机械性和离散性集合，而是个体对他者具有数据与信息强依赖关系的群;整体成为个体展示个性的自由切换的平台，而整体性呈现为个性的激发和集聚能力。此时，整体表现为所有个性化的整体，个体是整体化的个体;整体不再忽略个体的存在;整体性和个体性都以对方的形式获得自己的存在。这既是人类个性化时代的到来，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可以说，没有数字空间、网络世界、大数据共享，人类全球化仅仅是初级全球化，一个以网络联结和大数据共享的整体性为前提的全球化是高级全球化或新型全球化。同时，在数字网络和大数据的共建共享环境下，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生态等发展的个体性第一次获得了高度的社会性、共通性和整体性，同时，人类也因此开启了社会物质资源与精神智慧的众筹众创的新实践模式。

(三)以求解性为初始条件的求知性

柏拉图把哲学直接理解为知识或追求知识本身，但哲学所追求的知识不是部分的知识而是整体的知识或整体的沉思，其中，整体和下沉是哲学家把握知识的两种视野或方法。但是，柏拉图给予这个目标的中介系统是“完善的人的整体”和“统治者应该做什么”的命令性。然而，这两种中介系统在大数据之前始终处于理论知识阶段，而不能发挥中介的作用，因此，整体性知识和下沉的知识未能真正获得，被历代哲学家所声称的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从人类的实践史可看到，人类存在两种实践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是求知性实践，即运用知识的实践，另一种是求解性实践，即运用知识的知识进行实践，前一种是知识的物化，后一种是知识的知识的物化。人类把握的方式是从知识的物化逐步过渡到知识的知识的物化，即从求知性逻辑向求解性逻辑演进。进入大数据时代，人类的认识逻辑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一方面，抛弃求解性，专注求知性;另一方面，人类进入更高层次的求解性。

舍恩伯格认为：“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要让数据自己‘发声’。”⑨在舍恩伯格等人看来，大数据时代改变了人们通过寻找事物的原因来把握世界的习惯，相比“为什么”，人们更关心“是什么”。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是相关关系中的特例，人们之所以选择“是什么”，不选择“为什么”，依舍恩伯格的解释是，因为，追寻“为什么”的工作量的巨大以及大数据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关系”，而“知道相关性是什么”更能接近事物真相。

舍恩伯格的错误在于他看到了大数据的求知现象，却未能进入大数据的求知本质。因为，之所以有大数据的“是什么”，是以“知其所是”为前提的。大数据的“大”的内涵其一就是大量的工作用于进入形成知识的知识领域，掌握知识的知识的物化方式。大数据形式上是知识生产，本质上是知识的知识的生产。

人类历史是对经验、思维等知识不断认识和建构的过程。与舍恩伯格的认识相反，迄今为止，人类的实践更多的是求知性逻辑，即是对一种定义性知识的认识，包括问题与原因。这种对原因的认识也是一种定义性知识，是确定的、静止的和可解释的。在对定义性知识的认识过程中，尽管也存在策略性选择，但这种策略更多是感性的、经验的和模糊的，即使在理性主导下，策略性选择也是有限的和树状分叉型的，而大数据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二、大数据时代实践客体的“复变”形态

大数据时代的客体是以非传统形态的复变为基本特征，其中的“复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复杂性，即大数据的客体比小数据的客体更为复杂和多变;二是复元或多元的变革，即大数据客体中的任何一个系统或子系统都没有一元性或单一性的独立运动形式，大量系统以复合形式存在;三是大数据引发我们思维和行为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复归。

(一)同一性范畴的破缺

大数据打破了真与假的界限，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概念的内在同一性丧失了，即“真”不再是真，“假”不再是假，这是由于：(1)数字化技术使得虚拟的对象被我们感性地感受到，有体验的“真”，但另一方面，它仅是一个数字化存在，没有真实事物的分子、原子构成和新陈代谢过程，是“假”的存在。(2)数字化的视听技术使得高保真的画面和音质，比真的还“逼真”，谁更真 谁更假 (3)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统计和事件传播使“真相”难真，或者根本没有真相，“真相”就是一次接一次被澄清的无限序列。

同样，人与机器的概念也变得模糊，智能技术使得机器人具有人和超越人的能力，甚至机器也有情感，以及机器具有了像人一样的自我学习能力，摆脱人的控制，自我编辑，甚至反过来编辑人类，控制人类;人也因为与机器的结合，使人具有像机器一样的能力，比如计算能力。数字化传播的客体是连续的，但中介是间断的，主体是通过间断性去把握连续性，主体的连续性视角实际上是间断性的幻觉，即间断性的快速连接。这样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独立性削弱了，彼此概念的内在同一性瓦解了。同样，性别、有限与无限、宏观与微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概念间的对立性与斗争性消失了，同一性也必然失去存在的前提了。即是说，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重新认识。

就大数据的技术根基二进制本身而言，正受到量子计算的否定。普通的数字计算机执行的是0和1二进制逻辑，而速度更快、容量更大、模式更新的量子计算机之运行源于量子逻辑，可以计算0和1之间的数值，其不以元素为基本运算单元，而是以集合为基本运算单元。如果把1称为存在，0称为不存在，那么0-1之间是存在中的不存在，不存在中的存在，量子计算是对存在与不存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概念的挑战，使存在与确定性概念失去了同一性。

大数据时代由于每一个人时刻处于数据信息的传递与生产之中，信息的干扰与交叉，传统“主流通道”的传播与接受功能日趋弱化，特别是对于政治模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观点的形成，人人都是“思想家”，相比小数据时代，价值观的独立性增强了，同一性减弱了。

(二)稳定性范畴的跃迁

稳定性是指一个系统在一定的外部因素作用、扰动下，通过自身的信息感应、反馈、交换、调整等过程，继续保持或回到原初平衡状态的性能，或者说，按照人的目的和意愿进行行为干预的可实现能力。稳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可持续的依据。

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传递的加快，技术的不断创新，新数据的涌现，扰动因素的迅速增加，稳定系统会不断发生变形和不适应，变为不稳定系统，但同时，由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可接收和可选择的扰动因素，不稳定会趋于新的稳定形式，以不同于原来稳定态的超稳定和亚稳定态存在。

超稳定是指原有的稳定形态受到干扰，系统进入另一种形式的稳定态，是对原有稳定形态的超越。超稳定态会比原有稳定态更高级，更具有对新环境的适应性。系统也从稳定到不稳定再到新稳定进行了一个循环，但发生了质的跃迁。亚稳定是介于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中间形态，会向稳定和不稳定两个方向流动。亚稳定既是走向未来稳定的准备，也是现有稳定性的反向力量。大数据时代出现亚稳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数据独裁与反独裁的矛盾;(2)数据的量子性;(3)专家系统的崩溃。大数据系统一般都是多变量系统、开环系统、非线性系统和多级系统，大多处于有限稳定性或亚稳定性状态。

由于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超稳定和亚稳定的基础上会形成多稳定系统，它比其他系统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多稳定系统是由若干个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子稳定系统或子亚稳定系统所构成，是一种复合型系统。多稳定系统的稳定性和单一系统的稳定原理并不完全相同，不必像单一系统调动系统的全部元素去适应和调整扰动变量，而是用某些子系统去承担稳定性的工作。多系统的形成是由于外部因素，单一系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需要系统的一种“联结”，形成系统稳定链，使各系统的稳定性向更高形态生成，形成系统迁移的有序性。以生产力系统为例，任何国家的生产力都是全球生产力系统中的子系统。

(三)有序性范畴的回归

有序指的是事物诸联系的秩序性和规则性，反之，无序是诸联系的混乱性和混沌性。有序和无序是事物的一对矛盾，它们同时存在于事物之中。有序是维持事物的特定质的内容，无序是消解事物质以向新的质转化的内容，其彼此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趋势。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一种有序运动，宇宙大爆炸则是一种无序运动。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熵不会减少，即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孤立系统，其内部自发的过程总是由有序的状态向无序的状态进行。换言之，人类生活世界更多的独立系统是处于无序状态。无序向有序发展，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发展，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去抵消无序的抵御。世界上一部分事物向有序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另一部分事物向无序方向发展。我们不能绝对地认为有序比无序更有价值。

大数据在多维度上呈现它的有序性：(1)有序与整体相关，有序性寓于整体性之中，事物之所以有序是因为它承担系统的系统质或整体质。“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群、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⑩古代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群、群居动物，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革使人孤立化，依据大数据技术的各种虚拟社群，使人在脱离现实世界中重新结合在一个新世界之中，产生另一个“我”，无数另一个“我”形成一个个新的部落群，产生一种群居的回归感和秩序感。(2)在物联网世界中，“物”通过程序被秩序化，而人与物的融合使秩序化传递到人，人的生活世界和物的世界都获得一种程序化的秩序化。(3)大数据时代，一切存在和关系都被数字化、数据化、编码化，数字、编码成为最强烈的时代符号。二维码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秩序化生活和编码时代。(4)有序性还与事物的对称性相对应，事物运动越有序，对称性越丧失，反之，越无序，对称量越增加，像布朗运动的熵无限大的极端无序状态，也是最对称的状态。所以，熵也是衡量事物对称性的参数。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是信息量的巨大和信息在时空分布的不均匀和不对称，它反映了世界正从无序向有序剧烈变动。信息量的每一次增加，是一次对称与平衡的打破，也是无序向有序的一次迈进。因此，大数据的本质是重建世界的有序性。这种有序性的基本要素是建立新关系的群居部落，是向人的本质的一次根本性复归。然而，不同于原始群居部落，大数据时代的人类群居部落是以数据为中介，同时，他们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即每一个人均具有数据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三、大数据时代实践中介的革命

大数据作为人与世界交换的中介革命，标志着人类从小数据生存方式转换为大数据生存方式，大数据将成为人类历史进程新的元点。广义大数据向狭义大数据的历史转换，促使智能化数据平台的形成和人类中介系统的突变。智能化数据中介系统引发人类解释世界方式和构成世界方式的革命，概言之，大致有如下几种：

1.行为即行为到行为也是思维。

人类因为中介革命发生了三次思维方式革命。第一次，行为即是思维，它是语言和符号尚未形成的一种原初思维方式，通过行为表达的思维形态，主客尚未分离，是一种思维时间与思维空间相统一的看得见的思维，属于不是思维的思维，但它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思维革命。第二次是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的思维革命，思维空间从思维时间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思维空间。正因为有了理性空间、想象空间、逻辑空间等思维空间，人类才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明成果。伴随着数字化中介系统的出现，人类实现了第三次思维革命，数字化把原本在思维空间中的精神活动程序化、软件化，通过二进制转化为机器中看得见的、可重复的行为过程。这样一来行为也是思维，实现了行为思维化的历史变革。

相对于人来说，数字化中介实现了思维行为化;反之，相对于机器来说，则实现了行为思维化，即机器有了人的“思维”或智能化机器。2016年谷歌围棋人工智能AlphaGo以4∶1赢得了围棋人机大战的胜利，AlphaGo的出色表现出乎人们预料，因为围棋需要更多的直觉思维，这是人所独有的，机器需要更多的计算来弥补，同时，围棋比国际象棋需要更多的计算能力。经过20年的发展，谷歌AlphaGo之所以比1996年IBM的“深蓝”更强大，主要源于：(1)“深蓝”采用的是单机独立计算，AlphaGo采用并行计算方法，能力快速提升。(2)AlphaGo和“深蓝”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算法。“深蓝”是遍历所有可能的下一步，选出最优。而围棋有361个点比国际象棋的64格的选择可能性大很多，AlphaGo抛开遍历所有可能的方法，根据现有棋谱的小样本进行对比分析，加入自我学习功能，更加“随机(人)应变”，在机器行为与人的思维之间向“人”又跨近了一步。当然，AlphaGo接近真正的人工智能还很远，因为远未达到脱离人的程序控制的“机之思”。

目前的智能机器人都不过是人的思维行为化过程或人的思维的延伸，即使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也是程序的外包。真正的智能革命，需要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的支持，形成生物机器人。在人的程序的初始条件下，生物机器具有目前智能机器人所没有的独立思维，是实现行为思维化和思维行为化的双向统一。这是以生物材料技术为中介的第四次思维革命，人的思维与机器的思维合二为一，实现向远古人类“行为即思维”的螺旋式复归。

2.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到人是“不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是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留给后人仅有的三条残篇之一。这句话是后人研究普罗泰戈拉思想的理论基础，也给后人的解释带来巨大的争议。这句话有两个基本的含义：(1)人高于动物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是世界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属于绝对主义命题，此时的人是类存在物;(2)每一个人由于理解世界的差异，尺度也就不一样，这又是一个相对主义命题，此在的人是个体的人。无论类存在的人还是个体的人，普罗泰戈拉引领希腊哲学走向了以“主—客”、“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的主体性哲学和实践型哲学。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发现了神像背后的人，即人才是社会历史舞台的主角。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的力量的张扬及价值的体现。这是哲学本体论从自然本体论和神本体论到人本体论，即以客体为重心到主体为重心的重大转换，因而被黑格尔称为“伟大的命题”(11)。这样一来，万物是否存在，真假、价值、审美不再依赖于客体而完全依据主体的标准，即康德所说的人是万物的立法者。

然而，从古希腊到黑格尔、康德，先哲们对“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和“人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把握，是基于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来把握“事物存在”。尽管他们也面对对象性概念“不存在的事物”或“无”，但那是“空无一物”。这也是科学发展到今天的理论基石。虽然西方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的释道两家都提出过“不存在事物的存在”，但那是非对象性的“无”或本体意义上的“无”，且都是基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方法。

大数据中介的虚拟化和智能化使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从“存在的事物存在”过渡到“不存在的事物也存在”。它不同于传统对象性思维的“空无一物”，也有别于现象学和神秘主义的本体论“无”，是对象性思维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或超现实世界的历史性跨越。大数据使“无”的大门被打开了，“有”的世界拓展了，而本体论“无”的大门对于人来说永远是关闭的。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外部观望到、进入到“无知世界”之中，也是第一次让“不存在的事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12)即人开始对“不存在的事物”进行定义、占有、评价，从此，人除了可以把握现实世界“存在事物的存在”，也可以把握超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事物的存在”，并成为它们的尺度。

3.毕达哥拉斯的“普照光”到“共享型”生产关系。

作为表达人类改变世界的实际能力和程度的哲学范畴，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量。生产力具有客观性和区分社会存在其他方面以及社会意识的严格界定性和奠基性。生产力具有不同的等级、层次和结构。从石器、青铜器、铁器到机器时代，与之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到互联网产业化和工业智能化，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引发生产力的层次、结构和平台的根本性转换。

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生产，成为那个时代的“普照的光”(13)，决定那个时代一切生产和一切社会关系的力量、结构、比重、特点和色彩。这种普照光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因此可以被称为这个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并可以形成其他新的生产力群，从而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改变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大数据主要以两种方式存在：(1)作为内容的大数据或作为对象的大数据;(2)作为中介或平台的大数据。它们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信息运动。在古代也有作为内容的大数据，但没有作为平台的大数据。这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之前三次革命的根本区别。大数据平台成为新的“普照光”，它改变了物质生产要素的结构，对于知识的利用呈现超指数级增长，并辐射到一般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使其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快速形成大规模的先进生产力集群。

同时，我们注意到，大数据的“普照光”改变了人类的劳动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打破了主客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劳资之间的明显分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工模式，提升了社会底层人们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参与度和经济地位，使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结构产生深度变革。在当下，残疾人可以通过智能技术中介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改变在社会参与中的边缘化地位。例如，盲人通过安装在眼镜上的微型相机来捕捉图像，并将这些图像转换成电脉冲，传递给植入了视网膜表面的电极，再转换成数字图像，让自己“复明”。通过电子神经搭桥技术将一个承载信息的电脑芯片植入四肢瘫痪的人的大脑，绕过受伤的脊髓，直接控制其四肢的活动性，可以帮助世界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瘫痪人群重新恢复运动能力，使“不同等的个人天赋”(14)获得同等参与共同体的机会。在马克思看来，“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15)，物联网和智能型城乡一体化建设，削弱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共享型”生产关系特征更为明显。从工业经济时代的“知识就是力量”到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就是力量”，大数据普照光为社会财富像泉水一样“充分涌流以后”(16)消灭三大差别创造了条件。

“万物都是数”，毕达哥拉斯二千多年前的预言，是人类第一次从哲学上指出“数”对于人把握世界的本体论意义，犹如一束精神普照光。数的历史发展让毕达哥拉斯的普照光从本体论走向实践论、从精神走向物质、从城邦智者之思走向一切人的全部生活之维，这是毕达哥拉斯始料未及的。

四、大数据时代实践内容的三维图式

人类在不同的时代展现不同的世界图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对世界的全面占有和改造的实践关系，它反映了世界的人化内涵，也证实人的本质力量。大数据从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实现了实践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并在智能、虚拟、精准三个维度上展现了新的实践图式，同时，赋予实践的目的性、客观性和社会性以新的意义。

(一)智能：从劳动到生存美学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也是人类的类本质之一。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人类的劳动史和劳动工具的发展史。从石器时代的狩猎、驯养、种植等简单生产到机器时代的机械化大生产，人类的劳动能力发生多次突变，但无论是手工还是机器中介，都未能实现智能式飞跃，即手工还是手工、机器还是机器，人的对象性化和外化能力还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革命使得机器按照人的思维进行活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劳动方式和内容。人类从此进入智能化劳动时代。智能劳动的含义有两点：(1)机器代替人，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和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2)让机器具有或超过人的智慧和能力，由此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智慧劳动和传统的机器生产的区别在于机器向具有智能的机器人转变。目前对于机器的智能的界定，主要是依据图灵测试。

智能劳动的技术核心是通过智能机器、大数据分析来帮助工人甚至取代工人，实现生产过程的全面智能化。机器智能引发的技术革命，不仅仅是替代那些简单的劳动，而将在各个行业取代原有的从业人员，消灭了人类自身的“劳动”，充分展现了人类的个性。马克思曾说：“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迄今为止的社会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17)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消灭劳动”，指的是消灭束缚人的发展的现实的落后劳动，并不是消灭一切劳动和未来劳动。事实上，智能机器人代替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失业或被机器人统治，而是在更高目标上进行研发性和创造性劳动，是人的智慧和机器的智慧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将更进一步展现人类的个性。

在智慧劳动的基础上，大数据还改变了人类的学习模式，即取式、百科式、跨界式、可视式、裂变式、异构式、高频交互式的学习方法使得每一个人迅速成为世界知网的一个节点，智慧元以引爆式向世界扩散，无论你具有怎样的知识背景和教育经历。拥有智能手机的非洲孩子所能获得的知识比15年前尚未有智能手机的美国总统获得的还要多，这也改变了世界的知识分布和贫困格局。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居家、出行、通信、安全、购物、餐饮、诊疗、生育、情感等在物联网的技术支持下，呈现迅捷、透明、舒适、尊重人的价值等体验的智慧模式或生活元素。大数据第一次以生存美学方式进入人类生活哲学之中。智慧生活从实用品格到美学品格的升华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文化标识。

(二)虚拟：从交往到科学实验

虚拟，人类文明进步的路标。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规则都是虚拟化过程，每一项科学活动都是一次虚拟，语言、符号是虚拟的初级阶段。数字化和云计算的虚拟，是人类虚拟进程中的新高度，是人类中介系统的突变。

数字虚拟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也改变了社会存在方式。马克思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8)与虚拟技术革命相对应的是虚拟交往。虚拟交往是人介入基于虚拟技术建立的虚拟环境或虚拟现实的人与人或人与虚拟的对象的交互活动。其中，虚拟技术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人机接口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发展起来的综合技术，技术内核是人与计算机的通信技术;虚拟现实是通过计算机对复杂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与交互的一种全新方式。虚拟的“现实”具有可视听、可体验的要素，人进入虚拟现实，是将自己“投射”到这个环境中，并介入、适应和控制环境。虚拟交往具有现实交往难以实现的自主性、超越性、隐匿性、浸润性优势，有“远者亲、近者疏”的交往特点，这里的“远近”既有时空上的也有类型上的维度。虚拟交往具有一定的“脱现实”功能，可以暂时湮埋和淡化现实困境、现实关系的体验。

虚拟交往所依赖的虚拟空间、虚拟社区或虚拟社群，会形成虚拟霸权主义、虚拟民主主义和虚拟共产主义等各种虚拟社会形态。虚拟社会并不能被视为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的直接投射，而应是一种方式上、结构上、理念上和感性上的再创作。我们不能把虚拟交往理解为对现实交往的补充和延伸，而应看成是对现实交往的革命、断裂、批判和反思。

科学升级了虚拟，虚拟也改变了科学发现的形式与进程。虚拟介入科学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建立虚拟现实的环境，比如在地球上建立太空拟真环境进行太空飞行模拟实验，引力波的无干扰模拟波形图用以对比实验得出的干扰环境下波形数据，接近人体结构的虚拟3D癌细胞培养环境用以检测癌细胞对不同药物的反应，远程同步APP+虚拟体验等。(2)仿真机器人，让机器按照人的思维和情感运行，即机器人化或人工智能，目前工业机器人和新一代智能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属于这一层次。(3)在人的大脑的毛细血管中植入大量微机器人，让控制人的思维的大脑皮层与云平台联结起来，形成另外一个巨大容量的大脑皮层，即人的云计算机化或人再机器化。这是人类对自身，也是对自然和外部世界最伟大的改造。第三层次的虚拟才是真正的虚拟，是虚拟的最高形态。它跨越了不可能与可能的界限，达到了虚拟的最高本质。

(三)精准：从医疗到社会治理

大数据本质上有两类数据，一种是大规模统计数据，这类数据的功能是在个体多样性中寻找整体的家族相似性，比如电商统计的不同地区人的消费习惯;另一种是大量精确性数据的集合，比如全世界70亿人或中国13亿人的基因全信息数据库。前者追寻的是一种概率性规律，并不具有个体性精准性;后一种关注的是具有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双重精确性。

传统医疗无论中医和西医，从诊断、治疗到药物筛选基本上是一种“平均人”思维模式，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副作用，未能考虑疾病与个体结合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精准医疗的原理和方法是根据每一个个体的遗传基因、疾病特性、药物反应的大数据进行最优化选择。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通过基因大数据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药物研发和个性化治疗，短期目标是找到癌症治疗的更有效方法，长远目标是为更多疾病找到全新的解释模式和更高效的治疗方案。2016年5月2日《自然》(Nature)和《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两项里程碑式的发现表明，剑桥桑格研究所所长迈克·斯特拉顿(Mike Stratton)主导的团队，通过对人体基因组30亿个碱基对的编码研究，揭秘人体20000多种基因中的93组易感基因，以此能够建立个体癌症基因组档案，为罹患乳腺癌的人们提供个性化的最佳治疗方案(19)。

精准医疗的大数据方法已经被广泛运用到政党建设、差异民主、定向教育、心理疏导、公共安全、环境治理、现代农业、商业营销、文献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其中，国家精准扶贫计划的“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每一个环节都是大数据化意义上的精准。精准扶贫不过是精准化社会治理的一个特例，更多的精准社会治理的主题与内容将不断改变社会治理的水平和提升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比如，全民基因信息库的建立将是我国基因计划的大科学工程，也将是解决被拐、失踪和失散家庭团聚问题以及全控式疾病预防、救助、治疗体系建立的最有效措施。

前大数据时代不是一个精准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精准思维和精准方法，不过这种思维与方法未能得到有效推及和普遍的实现。大数据时代的大规模数字化信息储存与通讯技术为精准思维的行为化提供了技术可能，使精准性思维转化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大数据时代是人类实践活动和文化形态从粗放型向精准型的革命性转换，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与自然、人与社会能量交换的样式、深度和精度。

智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新战场。美国、印度靠软件，德国、日本靠工匠精神，中国靠数据。最大的数据量来自工业，大量的数据正在向制造业大国中国汇集，中国正成为世界大数据中心，大数据将成为中国继人口红利之后最大竞争优势。中国错失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军位置，当下应充分把握大数据资源优势的历史机遇，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权。大数据的目的并不是追求数据量大，而是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人类正发生从劳动创造价值、物质资源创造价值、知识创造价值到数据创造价值的历史性革命，这也将成为中国自近代以来现实趋向思想(民族复兴)最接近的重要证据和持续推动力。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