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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大数据:工资越低越爱换工作

【数据猿导读】 近期,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80后的世界——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跟踪研究“80后”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

80后大数据:工资越低越爱换工作

早两年,大叔是民国老公级别待遇。

魅力大叔吴秀波,秋裤男神李健,师奶杀手张嘉译……互联网上的小姑娘上蹿下跳要嫁给成熟性感的大叔。

两年不到,时过境迁,大叔一夜变了油腻中年人。啤酒肚、发际线后退、盘手串儿,名人野史如数家珍,睡衣唐装混搭出街,保温杯里泡枸杞……人到中年,不管你贵贱美丑,都被贴上了“油腻”的标签。而走在奔四路上的80后,成了中年危机的重灾区。

近期,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80后的世界——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以1980-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简称80后)为跟踪主体,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

上海80后的“经济禀赋”

2012年至2016年间,上海“80后”的个人年收入呈现较稳定的相对快速增长,其收入分布形态体现为较健康的橄榄型,三次调查的年收入中位数依次为5.0万元、6.5万元和7.8万元。

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较快,2012年进入前10%和前1%的收入门槛为12万元和30万元,2016年已分别提高至20万元和50万元。

尽管上海“8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7年,且连续三次调查中的总体收入涨幅均高于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但他们仍坦言面临着“经济”“子女教育”和“住房”三大压力。

“80后”的受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与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80后”的房产持有量也与其父母的持有量具有相关性,呈现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并尤以教育的代际传递最为明显。

具体看数据图

80后_大数据_工资_复旦大学-1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新闻中心

结论

1、80后混的怎样?

80后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则更快:2012年进入前10%和前1%的收入门槛为12万元和30万元,2016年已分别提高至20万元和50万元。如果你年收入达到50万(月薪大约4.1万),那么你将顺利挤Top1的队列。当然咯,年纪越小,或许越有傲娇的资本。

2、学历越高收入越高

此次调查数据实力打脸“读书无用论”:学历与收入成绝对正相关,学历上升一个台阶,年薪就上调一个档次。

调查中的8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4.7年,且连续3次调查中的总体收入涨幅均高于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

3、80后对工作“忠贞不渝”

超过6成的换工作的次数不超过2次。原来80后在就业观上一点都不离经叛道。对工作的保守程度,简直可以用“忠贞”二字来形容。

换工作的次数与工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也很有意思: 工资收入越低,越爱换工作;反之收入越高不爱换工作;本科生最不爱换工作;大专生则最爱换工作。

然而大家换工作的理由也很简单:现单位待遇差VS其他单位待遇优。

婚姻、生育与代际关系

上海“80后”在结婚、生育、代际关系等方面都呈现出传统与自主并重的新时代特征。

近一半“80后”的配偶是通过介绍认识的,且主要介绍人是长辈亲戚或父母。

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上海“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三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

代际关系方面,仅有20%的“80后”希望与父母同住,但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现实中约三分之二的“80后”与父母同住。

近九成的上海“80后”认为自己作为子女应承担照料父母养老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养老预期又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绝大多数希望在自己家或养老院度过晚年,不再有养儿防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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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_大数据_工资_复旦大学-2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新闻中心

结论

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3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

当80后的群体由少不经事的“小屁孩”也逐渐成为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同时更是各行各业的主力军。有时巨大的压力让多数人殚精竭虑:买房问题、婚姻问题、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个人理想问题……

因此大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不尽相同,但“薪酬”始终是最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80后的生活方式

“80后”的生活方式趋于多元。

“80后”受访者中有7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四分之三的人自评 “人生幸福”。

约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不健康的行为,分别是睡眠不足、三餐不规律、不健康饮食、喝酒和吸烟,其中睡眠不足最突出、占4成以上,同时具备四种以上不健康行为的高危群体达到14.3%。

从运动行为看,约三成勤锻炼,近四成几乎不锻炼,“散步+跑步”为主要形式。

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已出现分化,高收入群体一方面或因压力大而表现出更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承受着更多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健康资源和促进健康的行为,其体检率、运动频率、健康信息获取、健康消费支出等指标都更优,因此平衡下来高收入群体的行为身心健康指标优于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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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新闻中心


来源:复旦大学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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