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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猿专访沃顿商学院教授张忠:“向上抑或向下”,中美数字化转型中碰撞出的哲学命题

【数据猿导读】 张忠指出,因制度及文化的不同,国内的数字化转型相比于西方国家依靠市场信号来驱动,更多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层面聚焦与信号的传递

数据猿专访沃顿商学院教授张忠:“向上抑或向下”,中美数字化转型中碰撞出的哲学命题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下最大的风口之一。普通的公司还在观望、研究,而头部企业早已抢占先机,致力于引领时代潮流。

拿微软来说,其CEO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在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并对数字化团队合理重组之后,微软在疫情来袭时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成为率先做出数字化反应的企业。它通过支持大学将其团队所有业务转移到云上的解决方案,实现了云收入的历史性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微软一直以来都位居数字领域的龙头地位,但在10年前,微软的响应速度和满足客户数字化需求的能力仍然相对滞后。而在过去的五年里,微软一路狂飙突进,致力于让自己从世界上最大的软件供应商转型为提供技术支持、解决方案(硬件、软件、服务和云计算)的龙头企业,以帮助客户进行数字化转型。

敏锐的判断力、果决的执行力下,龙头企业的动作往往能代表未来的趋势。当今,随着技术发展掀起的一波波浪潮,数字化转型升级如火如荼地展开。据《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20)》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三,仅仅位列美国、新加坡之后。

张忠_沃顿商学院数据猿专访_数字化转型_宾夕法尼亚大学-1

2021年可以说是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年份。疫情客观上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剧变》所写:“突发性重大问题激起的人类能动性,让我们得以克服惯性与阻力,重新审视那些逐渐积累的预期问题。”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传统产业备受打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由此形成数字化转型中的“新浪潮”。

然而,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逐渐进入“深水区”,不免有很多学界、商界权威人士把阿里巴巴、腾讯等我国数字化领域的龙头玩家与微软、亚马逊等美国企业对比,指出其中不同。那么,中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差异?又具体存在什么差异?

带着疑问,数据猿独家专访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蔡萬財教席教授,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主任、上海高金客座教授张忠,听他聊聊中美数字化转型中的异同,以及不同数字化模式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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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张忠在沃顿商学院

美国数字化路途:自下而上,企业先行

张忠于美国任教多年,期间一路见证了美国的数字化发展路途,对此感触良多。张忠认为,美国的数字化转型由来已久:

“关于数字化转型最早的启发,其实是从信息化开始的,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美国军方就已通过计算机进行弹道计算,这便是数字化近代最早的应用。当然,我们说的数字化转型,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企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可以说大约是从8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更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在美国开始了。”

张忠表示,基于美国国家体制,其数字化转型路途真正的起点,源自企业生产活动中的实践与创新,传递脉络自下而上。而美国最初尝到数字化转型甜头的行业,应该首推航空业。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航空业发展初期,营运模式相对原始与落后,用户信息未经数字化处理,就以书面形式被储存于航空公司建于各机场所在地的专用办公室。每售卖出一张机票,工作人员便会勾划掉对应座位,并将剩余仓位反馈回航空公司,全程依靠人工处理信息,效率低下且错误率高,极大耗费了航空公司的时间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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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航空客量增大,原本陈旧、低效的营运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愈发显著,而且座位的价值随着航班的起飞而烟消云散。在此状况下,美国航空公司联合IBM,应用数字技术共同开发了航班控制系统Sabre( GDS全球分销系统的前身 ),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营运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Sabre系统一石激起千层浪。在Sabre系统的加持下,美国航空公司不仅实现了机票预订流程的自动化,还通过采集及分析历史数据,来达成对于航班班次及座位票价的实时调控,提高了航班客座率,从而起到了增收节支作用。

得益于Sabre系统( 而后发展为GDS ),航空业顺利泅渡到数字化转型阶段,收入由此大幅增加。而后来的GDS,更是凭借其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服务效用,陆续吸引了来自住宿、汽车租赁、旅游、铁路等产业的关注,随后多产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红利渐渐向外辐射、蔓延开来,餐饮、医疗、零售,制造等行业业纷纷入局,为全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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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零售行业,基于其本身的性质,数字化应用场景众多。比如沃尔玛,在很早期就运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库存,保证货品上架率,减少库存压力,紧密衔接供求,此过程中并未有追求对传统功能的颠覆,更多是对其本身的商业运作模式的强化及效率的提高。”张忠补充道。

张忠教授看来,在数字化转型初期的美国,应用数字技术最为广泛的行业,其实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其产业内部数字化转型升级都取得了正向反馈,如航空,金融,运输,零售等行业,均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经济效益及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

由此可见,美国数字化转型的原动力,其实源于美国各行业内部动力,及先行转型的企业的榜样作用,加之数字工业的推动造势,尝到甜头后,企业间一传十,十传百,水纹逐渐波及开来。在相同的利益驱动之下,更多企业跟随先行企业的步调,参与并逐步形成了美国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从而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美国整体的数字化变革。

而我国的数字化转型则基于国情,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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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单列篇章,工信部:“十四五”将加快数字中国建设

中国数字化转型:政府赋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谈及中美间数字化转型的异同时,张忠指出,因制度及文化的不同,国内的数字化转型相比于西方国家依靠市场信号来驱动,更多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层面聚焦与信号的传递。

“整个数字化转型,包括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同国家体制和国家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你发展的愿景是什么,朝哪个方向去走,能走到哪一步,到这一步要走多久,走到了谁失谁得,我觉得制度文化的作用非常明显。”张忠说道。

在张忠看来,其实中西方的数字化转型,在工业领域一些具体的应用上还是相似的,因为工业生产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靠数字技术去解决。但归根结底,中西方整个发展的道路实际是不同的,国内的话,政府资源相对丰富,话语权大,更愿意也更易从国家层面给行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动能。

基于国内体制,我国能够在宏观上引领企业发展方向,并且易于集中资源强攻标的领域,明显提高政策聚焦领域的发展水平,实现对企业的赋能。在此之外,国家亦能通过财政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政府资金撬动企业扩容,从而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但张忠同时也指出,目前,国家上层正在驱动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但在转型增速、势头如火如荼,局势向好之外,我们或许也需要考虑此种数字化转型模式背后存在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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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前几年所流行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虽然解决了就业的燃眉之急,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在激发经济活力上卓有成效,但最后真正创业成功的人,相比于大众创业的庞大基数,可能是广种薄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资源其实是有消耗的。”张忠忧心忡忡。

企业在响应号召、紧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排除陷入体系僵化泥沼的可能,从而可能导致资源利用率降低、对外界变化反映迟缓等一系列问题。

“这样的过程里,只有少数人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从而把握住技术发展的脉络。但多数人却只是跟随热潮,投入资金,却最终形似而不神似,一事无成。这是因为部分企业没有看清数字化转型有无必要,从而使其资源被无效化、低效化分配。”张忠叹气道。

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国家层面来统筹规划,实施一系列措施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做法,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其中的细微问题。

归根结底,“国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国家为企业提供了支持与方向、注入大量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高枕无忧、在发挥企业能动性上充满惰性。对于企业来说,应在充分响应国家政策的同时,处理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成本增加与价值获取的平衡,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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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媒体应如何对待数字化转型:以效益为衡量标准,不盲从、不追捧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相关行业媒体应该注意什么?张忠认为,新技术、新潮流的发展过程中,造势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内外媒体对新技术、新潮流引导与铺垫上的过急、以及一些媒体的夸大其词,可能会起到一些误导的作用。

正如1995 年, Gartne提出的“技术成熟度曲线”:

一项新技术诞生伊始,总会经历资本疯狂涌入的“泡沫巅峰期”,与此同时,媒体疯狂渲染报道,对此技术神话性描述。随后,这项技术暴露出各种问题:不满足预期、无法量产等,进入“泡沫破裂低谷期”。

在此阶段,媒体从对其“神圣化”瞬间坠入对其“妖魔化”,关于该技术的负面新闻接踵而至,部分媒体容易陷入对其全盘否定。而低谷期后,技术进入“稳步爬升期”——大众逐渐认清此科技的局限,并集中精力探索该技术合理的应用模式。

最后,技术进入“规模应用期”:在此阶段,一切关于此技术的“神圣化”以及“妖魔化”都不复存在,大众可以客观、公正地审视这一技术,新技术的价值与增长潜力被市场实际接受,落地模式也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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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数字化转型,媒体既不应该疯狂追捧,认为其是让企业起死回生的救世主,也不应该否认其为企业注入的动能所带来的实际效益。

“比如,马云称互联网将来要替代所有的行业,中间人一个都不要, 让人有些云里雾里。但实际上互联网发展这么多年以后,最终还是发现它远不可能100%取代传统行业。所以归根结底,随着新技术、新潮流不断向前,我们的生活会不断产生新的变化,给我们带来新的方便,但是它绝不可能完全替代过去。”张忠笑道。

这一点在美国的农业数字化转型中也有所体现。不同于中国,美国农业机械化实现较早,而现在的重心在于数字化管理,但实际上美国农民对此非常反对,而这样的反对背后,蕴藏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及成本与利益的不统一。

农业机械化后的美国农民,借助机器从事生产活动,如利用拖拉机进行农耕作业。如果拖拉机在作业途中损坏,农民通过自身经验大概率即可完成修理,继续农耕作业。但如今更加智能化的机械设备开始使用后,虽然机器能自动化完成耕地,但如果机械有所损坏,基于其内部电子元器件的复杂性,农民无法仅凭自身能力来维修,从而影响效率。

“所以美国最近其实一直在讨论关于农民要有修理工具的权利,因为现在的大型农业机械结构复杂,农民没办法修,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80年代的拖拉机,可以在今天的美国高价卖出,价格与崭新的新型拖拉机不相上下,因为农民就愿意买旧的,坏了可以自己修复,这样效率反而更高。”张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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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张忠觉得,当下的各行各业,到底要不要紧跟数字化转型的脚步,关键还是要结合实际生产的需要,不可亦步亦趋,要看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切实提升经济效益。因为数字化转型,势必带来成本的增加,这就需要创造价值去填补。以农业为例,农场主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后,其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从经济效益出发,有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需考虑不同行业特点,即使在同行业内部,头尾部企业间,依然存在分化。这是数字化转型本身具备的高投入与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转型的浪潮必将由头部企业引领,它们给人的感觉总是在腾云驾雾,至于转型能否完成、能否有所成效,其中蕴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止如此,转型升级过程中对于技术的依赖性较强,所以行业整个生态的协同同样不可或缺。头部完成升级,进而辐射其生态企业,再而拓展至其圈层,生态的繁荣再反作用于头部企业,形成正向循环,使整个行业受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后发制人对很多企业而言可能是最佳规避风险稳扎稳打的良策。

但国内也存在这样一些企业,虽然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但目的却并非基于市场行为的价值获取,而是谋求国家所提供的补贴及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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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经常会出台政策,并根据政策补助达标企业,从而助推企业改革,但这个过程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作为乡镇企业负责人,也想搞AI,怎么个搞法,一定要招人,虽然招来的人能不能把AI搞出来还很难说,但我得先把项目立起来,立项后考核达标便能拿到补助,而关于AI本身是否搞得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搞出来 是否就是花拳绣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张忠痛心疾首。

确实,国家对特定领域的侧重扶持,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部分无视市场的不良玩家入局,不管是光伏产业,还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骗补乱象频出,甚至导致了舆论因噎废食,对相关行业的全盘否定。此外,政策红利本身也具有时效性,并不能支撑企业持续发展,企业只有利用其“窗口期”,抓紧自身产业链的建设与发展,才能真正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切实效益。

正如微软(中国)CTO韦青所说:“我们正在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一场巨大的改革,现在这场改革的帷幕才刚刚拉开,也许百年之后,人类社会可以进入到一个计算能力无处不在的未来。如果说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是用机器的能力解放了人类的四肢的话,那接下来的工业革命将会解放人的大脑,让人能够更好的做最擅长做的事,但我们要始终牢记,机器做机器擅长的事,人做人擅长做的事,不能混淆。”

韦青所说“计算能力无处不在的未来”指日可待——随着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国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各企业逐渐探寻出参与数字化转型的方式,这一天为时不远。


来源:数据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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