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下最大的风口之一。普通的公司还在观望、研究，而头部企业早已抢占先机，致力于引领时代潮流。

拿微软来说，其CEO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在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并对数字化团队合理重组之后，微软在疫情来袭时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成为率先做出数字化反应的企业。它通过支持大学将其团队所有业务转移到云上的解决方案，实现了云收入的历史性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微软一直以来都位居数字领域的龙头地位，但在10年前，微软的响应速度和满足客户数字化需求的能力仍然相对滞后。而在过去的五年里，微软一路狂飙突进，致力于让自己从世界上最大的软件供应商转型为提供技术支持、解决方案（硬件、软件、服务和云计算）的龙头企业，以帮助客户进行数字化转型。

敏锐的判断力、果决的执行力下，龙头企业的动作往往能代表未来的趋势。当今，随着技术发展掀起的一波波浪潮，数字化转型升级如火如荼地展开。据《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20）》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三，仅仅位列美国、新加坡之后。

2021年可以说是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年份。疫情客观上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剧变》所写：“突发性重大问题激起的人类能动性，让我们得以克服惯性与阻力，重新审视那些逐渐积累的预期问题。”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传统产业备受打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由此形成数字化转型中的“新浪潮”。

然而，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逐渐进入“深水区”，不免有很多学界、商界权威人士把阿里巴巴、腾讯等我国数字化领域的龙头玩家与微软、亚马逊等美国企业对比，指出其中不同。那么，中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差异？又具体存在什么差异？

带着疑问，数据猿独家专访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蔡萬財教席教授，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主任、上海高金客座教授张忠，听他聊聊中美数字化转型中的异同，以及不同数字化模式的利与弊。

图丨张忠在沃顿商学院

美国数字化路途：自下而上，企业先行

张忠于美国任教多年，期间一路见证了美国的数字化发展路途，对此感触良多。张忠认为，美国的数字化转型由来已久：

“关于数字化转型最早的启发，其实是从信息化开始的，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美国军方就已通过计算机进行弹道计算，这便是数字化近代最早的应用。当然，我们说的数字化转型，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企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可以说大约是从8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更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在美国开始了。”

张忠表示，基于美国国家体制，其数字化转型路途真正的起点，源自企业生产活动中的实践与创新，传递脉络自下而上。而美国最初尝到数字化转型甜头的行业，应该首推航空业。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航空业发展初期，营运模式相对原始与落后，用户信息未经数字化处理，就以书面形式被储存于航空公司建于各机场所在地的专用办公室。每售卖出一张机票，工作人员便会勾划掉对应座位，并将剩余仓位反馈回航空公司，全程依靠人工处理信息，效率低下且错误率高，极大耗费了航空公司的时间与成本。

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航空客量增大，原本陈旧、低效的营运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愈发显著，而且座位的价值随着航班的起飞而烟消云散。在此状况下，美国航空公司联合IBM，应用数字技术共同开发了航班控制系统Sabre（ GDS全球分销系统的前身 )，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营运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Sabre系统一石激起千层浪。在Sabre系统的加持下，美国航空公司不仅实现了机票预订流程的自动化，还通过采集及分析历史数据，来达成对于航班班次及座位票价的实时调控，提高了航班客座率，从而起到了增收节支作用。

得益于Sabre系统（ 而后发展为GDS ），航空业顺利泅渡到数字化转型阶段，收入由此大幅增加。而后来的GDS，更是凭借其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服务效用，陆续吸引了来自住宿、汽车租赁、旅游、铁路等产业的关注，随后多产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红利渐渐向外辐射、蔓延开来，餐饮、医疗、零售，制造等行业业纷纷入局，为全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像零售行业，基于其本身的性质，数字化应用场景众多。比如沃尔玛，在很早期就运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库存，保证货品上架率，减少库存压力，紧密衔接供求，此过程中并未有追求对传统功能的颠覆，更多是对其本身的商业运作模式的强化及效率的提高。”张忠补充道。

张忠教授看来，在数字化转型初期的美国，应用数字技术最为广泛的行业，其实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其产业内部数字化转型升级都取得了正向反馈，如航空，金融，运输，零售等行业，均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经济效益及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

由此可见，美国数字化转型的原动力，其实源于美国各行业内部动力，及先行转型的企业的榜样作用，加之数字工业的推动造势，尝到甜头后，企业间一传十，十传百，水纹逐渐波及开来。在相同的利益驱动之下，更多企业跟随先行企业的步调，参与并逐步形成了美国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从而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美国整体的数字化变革。

而我国的数字化转型则基于国情，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十四五”规划单列篇章，工信部：“十四五”将加快数字中国建设

中国数字化转型：政府赋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谈及中美间数字化转型的异同时，张忠指出，因制度及文化的不同，国内的数字化转型相比于西方国家依靠市场信号来驱动，更多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层面聚焦与信号的传递。

“整个数字化转型，包括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同国家体制和国家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你发展的愿景是什么，朝哪个方向去走，能走到哪一步，到这一步要走多久，走到了谁失谁得，我觉得制度文化的作用非常明显。”张忠说道。

在张忠看来，其实中西方的数字化转型，在工业领域一些具体的应用上还是相似的，因为工业生产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靠数字技术去解决。但归根结底，中西方整个发展的道路实际是不同的，国内的话，政府资源相对丰富，话语权大，更愿意也更易从国家层面给行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动能。

基于国内体制，我国能够在宏观上引领企业发展方向，并且易于集中资源强攻标的领域，明显提高政策聚焦领域的发展水平，实现对企业的赋能。在此之外，国家亦能通过财政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政府资金撬动企业扩容，从而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但张忠同时也指出，目前，国家上层正在驱动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但在转型增速、势头如火如荼，局势向好之外，我们或许也需要考虑此种数字化转型模式背后存在的隐忧。

“像前几年所流行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虽然解决了就业的燃眉之急，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在激发经济活力上卓有成效，但最后真正创业成功的人，相比于大众创业的庞大基数，可能是广种薄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资源其实是有消耗的。”张忠忧心忡忡。

企业在响应号召、紧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排除陷入体系僵化泥沼的可能，从而可能导致资源利用率降低、对外界变化反映迟缓等一系列问题。

“这样的过程里，只有少数人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从而把握住技术发展的脉络。但多数人却只是跟随热潮，投入资金，却最终形似而不神似，一事无成。这是因为部分企业没有看清数字化转型有无必要，从而使其资源被无效化、低效化分配。”张忠叹气道。

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国家层面来统筹规划，实施一系列措施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做法，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其中的细微问题。

归根结底，“国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国家为企业提供了支持与方向、注入大量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高枕无忧、在发挥企业能动性上充满惰性。对于企业来说，应在充分响应国家政策的同时，处理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成本增加与价值获取的平衡，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新生态”。

企业与媒体应如何对待数字化转型：以效益为衡量标准，不盲从、不追捧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相关行业媒体应该注意什么？张忠认为，新技术、新潮流的发展过程中，造势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内外媒体对新技术、新潮流引导与铺垫上的过急、以及一些媒体的夸大其词，可能会起到一些误导的作用。

正如1995 年， Gartne提出的“技术成熟度曲线”：

一项新技术诞生伊始，总会经历资本疯狂涌入的“泡沫巅峰期”，与此同时，媒体疯狂渲染报道，对此技术神话性描述。随后，这项技术暴露出各种问题：不满足预期、无法量产等，进入“泡沫破裂低谷期”。

在此阶段，媒体从对其“神圣化”瞬间坠入对其“妖魔化”，关于该技术的负面新闻接踵而至，部分媒体容易陷入对其全盘否定。而低谷期后，技术进入“稳步爬升期”——大众逐渐认清此科技的局限，并集中精力探索该技术合理的应用模式。

最后，技术进入“规模应用期”：在此阶段，一切关于此技术的“神圣化”以及“妖魔化”都不复存在，大众可以客观、公正地审视这一技术，新技术的价值与增长潜力被市场实际接受，落地模式也逐渐成熟。

事实上，对数字化转型，媒体既不应该疯狂追捧，认为其是让企业起死回生的救世主，也不应该否认其为企业注入的动能所带来的实际效益。

“比如，马云称互联网将来要替代所有的行业，中间人一个都不要， 让人有些云里雾里。但实际上互联网发展这么多年以后，最终还是发现它远不可能100%取代传统行业。所以归根结底，随着新技术、新潮流不断向前，我们的生活会不断产生新的变化，给我们带来新的方便，但是它绝不可能完全替代过去。”张忠笑道。

这一点在美国的农业数字化转型中也有所体现。不同于中国，美国农业机械化实现较早，而现在的重心在于数字化管理，但实际上美国农民对此非常反对，而这样的反对背后，蕴藏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及成本与利益的不统一。

农业机械化后的美国农民，借助机器从事生产活动，如利用拖拉机进行农耕作业。如果拖拉机在作业途中损坏，农民通过自身经验大概率即可完成修理，继续农耕作业。但如今更加智能化的机械设备开始使用后，虽然机器能自动化完成耕地，但如果机械有所损坏，基于其内部电子元器件的复杂性，农民无法仅凭自身能力来维修，从而影响效率。

“所以美国最近其实一直在讨论关于农民要有修理工具的权利，因为现在的大型农业机械结构复杂，农民没办法修，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80年代的拖拉机，可以在今天的美国高价卖出，价格与崭新的新型拖拉机不相上下，因为农民就愿意买旧的，坏了可以自己修复，这样效率反而更高。”张忠介绍。

因此张忠觉得，当下的各行各业，到底要不要紧跟数字化转型的脚步，关键还是要结合实际生产的需要，不可亦步亦趋，要看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切实提升经济效益。因为数字化转型，势必带来成本的增加，这就需要创造价值去填补。以农业为例，农场主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后，其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从经济效益出发，有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需考虑不同行业特点，即使在同行业内部，头尾部企业间，依然存在分化。这是数字化转型本身具备的高投入与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转型的浪潮必将由头部企业引领，它们给人的感觉总是在腾云驾雾，至于转型能否完成、能否有所成效，其中蕴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止如此，转型升级过程中对于技术的依赖性较强，所以行业整个生态的协同同样不可或缺。头部完成升级，进而辐射其生态企业，再而拓展至其圈层，生态的繁荣再反作用于头部企业，形成正向循环，使整个行业受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后发制人对很多企业而言可能是最佳规避风险稳扎稳打的良策。

但国内也存在这样一些企业，虽然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但目的却并非基于市场行为的价值获取，而是谋求国家所提供的补贴及红利。

“国家层面经常会出台政策，并根据政策补助达标企业，从而助推企业改革，但这个过程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作为乡镇企业负责人，也想搞AI，怎么个搞法，一定要招人，虽然招来的人能不能把AI搞出来还很难说，但我得先把项目立起来，立项后考核达标便能拿到补助，而关于AI本身是否搞得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搞出来 是否就是花拳绣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张忠痛心疾首。

确实，国家对特定领域的侧重扶持，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部分无视市场的不良玩家入局，不管是光伏产业，还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骗补乱象频出，甚至导致了舆论因噎废食，对相关行业的全盘否定。此外，政策红利本身也具有时效性，并不能支撑企业持续发展，企业只有利用其“窗口期”，抓紧自身产业链的建设与发展，才能真正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切实效益。

正如微软（中国）CTO韦青所说：“我们正在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一场巨大的改革，现在这场改革的帷幕才刚刚拉开，也许百年之后，人类社会可以进入到一个计算能力无处不在的未来。如果说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是用机器的能力解放了人类的四肢的话，那接下来的工业革命将会解放人的大脑，让人能够更好的做最擅长做的事，但我们要始终牢记，机器做机器擅长的事，人做人擅长做的事，不能混淆。”

韦青所说“计算能力无处不在的未来”指日可待——随着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国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各企业逐渐探寻出参与数字化转型的方式，这一天为时不远。